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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南开:百年教育史的中国样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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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阅读南开:百年教育史的中国样本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杜玮

  发于2019.10.14总第91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8月25日,在南开大学2019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,校长曹雪涛重拾当年创校校长张伯苓的“爱国三问”:“你是中国人吗?”“你爱中国吗?”“你愿意中国好吗?”南开第101届4152名新生的回答掷地有声。主席台正前方,身着紫色校衫的新生们,摆出学校英文简称“NKU”的造型。两侧看台,“1919”与“2019”的字样遥相呼应,昭示着这所名校已迎来了它的第100个年头。

  大学的发展史,就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缩影。虽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时期,但在刚出生后不久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南开就已与清华、北大齐名。与此同时,一座城市的发展快慢,也与大学息息相关,就像上海之于上交大,南京之于南大,广州之于中大。

  张伯苓于1935年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际发出的“爱国三问”,在当今世界格局进入新时期后被赋予了新的意义。今天的南开,在历经百年风雨后,也迎来了它发展的新阶段。

  南开要“越难越开”

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《教育史上的奇迹——阅读南开》中写道: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“奇迹”的话,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、清华的“得天独厚”,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、辅仁的“养尊处优”,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。

  1898年,自甲午战争后就被日本占领的威海卫被交还给清政府,再转租给英国。两天之内,威海卫港经历了“国帜三易”:日旗先落,清旗升起又降下,再升英旗。在海军练习舰“通济号”上做见习军官的张伯苓,目睹这一幕,大受刺激,由此判定:海军武力救不了中国,自强根源,在于教育。

  这一年10月起,他弃武从文,在清廷原贵州学政严修位于天津的家馆教书。1904年,在家馆的基础上,张、严二人成立了“私立中学堂”,两年后又创办南开中学。在赴美考察了大学制度后,严修与张伯苓于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。

  在任何时候办私立大学,经费都是大问题。南开大学原校史研究室主任、该校历史系1959级学生梁吉生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说,自己曾搜集张伯苓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的3000多封信函,这当中,绝大多数都是张伯苓为办学求助捐款的内容。梁吉生总结说,南开大学初创时期的办学经费来源有社会捐助、学生缴费、北洋政府拨款、地产租金等,其中,社会捐助占了很大比例,这当中,又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军阀政要。

  为筹款,严修和张伯苓跑了保定、太原、南京等地,先后见了徐世昌、黎元洪、阎锡山、曹锟等人,共筹得学校开办费8.5万余银元。南开学子们对此一度颇有微词。张伯苓则答道:“美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培育出来的。”

  1919年9月,南开学校大学部,即南开大学成立,本着“文以治国,理以强国,商以富国”的理念,学校设文、理、商三科。首届招收的96名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的周恩来。1989年南开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,在主楼前广场正中树立了周恩来塑像,基座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手书“我是爱南开的”。

  在南开大学办学过程中,“差钱”始终是个大难题。管理南开学校财务的华午晴与校长秘书伉乃如曾撰有《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》一文,其中提到:1922年,学校收入92700余银元,支出12.6万银元;1925年,岁入岁出相抵,亏三万余元,历年累计亏损达12万元;1926年,岁入10.7万元,岁出16.7万元,亏损6万余元。

  张伯苓,这个被外界称为“不可救药的乐观者”,对此解释说:一个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。任何学校当局如在年终银行账上还有结余,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,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更多好事。张伯苓称,“南开要长!长!长!日日新,必须扩充建筑及设备”,“所以南开之‘南’,也许是困难之‘难’字”,但南开要“越难越开”,要“硬干”“苦干”“缺乏经费,决不能阻止南开之发展”。

  虽然经费困难,但张伯苓还是坚持私立办学。梁吉生称,私立大学在办学理念、人才培养上能保持“自由活泼”。张伯苓还提出了“私立为民”的概念,即动员人民的力量来办教育,让民众有更多参与性和主动性。

 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南开延揽了一大批学术界名师,如化学家邱宗岳,物理学家饶毓泰,经济学家何廉、方显廷等。而南开的薪资并不占优势。当时,清华教师可拿到每月300大洋的薪水,南开的工资只有每个月180~300大洋。

  南开虽然给老师薪资不高,但张伯苓从不拖欠工资,逢年过节,还会给教师发红包,组织茶话会。学校还专门为教师修建了员工宿舍,每位教授都有一幢独立半西式的住宅,木质地板,配有办公室、厨房、卧室等。员工宿舍附近还有教员俱乐部,教师们晚饭后,可以下象棋、打康乐球、喝咖啡,一个多小时后,回各自住处备课、休息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,南开能汇聚如此多人才,与张伯苓尊重老师,尽可能让教师优势得以发挥有关。

  梁吉生则分析说,京津地区当时是文化中心,教育水准较其他地方更胜一筹。但北京正经历着军阀混战,政权“走马灯”般更迭,北京大学一度15个月发不出工资,每个月老师只能领到工资的十分之一,很多求职者不把北京当作首选。而天津有多个国家的租界,是清朝“遗老遗少”的安乐窝,也是军阀政要们置办房产、休养生息,以待重出江湖的后花园。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资深财经媒体人刘晓博撰有《一百年: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》一文,文中称,天津的极盛和南开系列学校的诞生,跟中国当时的开放(洋务运动、慈禧新政、租界设立)有密切关系。

  “土货化”办学

  “先到美国去,在美国混上二三年、三四年,得到一个什么EE、MA、D等,于是架上一架洋服,抱着两本notebook 回家来,作一个大学教员……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。”这段内容来自1928年11月,发表在《南大周刊》上的一篇名为《轮回教育》的文章,作者为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。文章直指当时中国大学对西方教学机械照搬,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现状。

  将教育与中国国情、社会实际相结合,是张伯苓自创办南开就坚持的理念。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。和国内很多大学一样,南开在建立初期,学制源自美国,教师多为留美学生,仪器设备多由美国造,课本不是英文就是英文译本,甚至连生物课用的蚯蚓也是进口的。

  宁恩承的文章发出后,在南开师生间引发激烈交锋。一些教授罢教,学校一度停课两个月,这令张伯苓加快了学校的改革。

  1925年,南开决定,除英文课外,所有课程改用国语讲授。1927年,教务会议通报,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,结合实际自行编辑教材。为让师生了解日军侵占东北情况,张伯苓还在南开成立了满蒙研究会(后称东北研究会),组织师生实地考察,并编写了《东北地理教本》。对东北问题的调查和研究,成为此后日军轰炸南开的重要原因。

  1928年春,张伯苓主持制定了《南开大学发展方案》,明确提出了“土货化”的办学方针。所谓“土货化”,不是对于东方文化、精神的固守和复古,而是“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,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”,更进一步的表述,就是“知中国,服务中国”。实质上,张伯苓的办学理念,就是将西方先进科学、知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,建立以中国历史、社会为学术背景,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。这可视为南开日后办学不变的理念和独特的路径。

 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,“土货化”并没有改变南开走向国际化的方向,而是进行了一些具体措施的调整,这令南开走在了教育理念的前沿。经济学家何廉是推行“土货化”方针的先行者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经济学家陈宗胜说,何廉从耶鲁大学回到南开后,就提出了“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”,他的研究课题包括山东、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,河北高阳土布织造业与开滦煤矿考察等。

  除了创办中国高校的第一个经济学院——南开大学经济学院,何廉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建立了反映当时物价及市场变动的“南开价格指数”(简称“南开指数”)。陈宗胜说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天津在国内繁盛程度仅次于上海,解放北路有“小华尔街”之称。因以纺织业著名,上海、青岛、天津三地还有“上青天”的说法。有人统计过津沪两地保险公司的数量,上海有两百家,天津则多达三百多家。但关于物价指数,当时在天津乃至全国也没有人研究。何廉的研究就从天津展开,“最开始很多技术问题解决不了,比如说,斤两、汇率的统一,不同种类产品的加权等”。

  何廉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有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、津沪外汇指数、天津零售物价指数、华北批发物价指数等,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他们创办的《大公报·经济周刊》上。一时间,南开指数蜚声海内外。

  张伯苓建立的另一个“土货化”办学途径就是实业兴学。1921年,南开与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祖绅合作,增设了矿科。1929年,南开理学院又增设了电机工系,并在天津电灯电车公司建立了实习基地。张伯苓的考量是,学科设置最大程度上与国家需求对接。南开的发展要基于天津的城市特点,除了作为商业都会,天津有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。

  实业兴学的突出代表是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建立。中科院院士、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于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南开化学系。他回顾说,1930年代,南开两个最著名系所,一个是何廉创立的经济研究所,另一个就是应用化学研究所。当时,制酸、制碱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,而天津地区的化学化工行业在全国处于前列。从1914年起,有中国“民族化学工业之父”之称的范旭东,就在天津先后开办了久大精盐公司、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与永利制碱厂。

  南开的应化所是全国高校有据可查的第一家。《南开大学报》称,当年,在给研究所定名时,张伯苓特别强调了“应用”二字。在应化所建立的同时,南开化学工程系也成立并开始招生,为培养“洽合中国环境”、实现“中国化学工业之发达及自给”之人才,也为今后成立工学院做准备。

  毕业于南开化学系,又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回来的张克忠任应化所所长。当年,应化所的业务相当广泛,包括手电反光镜的化验分析、面粉厂锅炉水的软化、草帽厂草帽辫的漂白、雪花膏原料硬脂酸的制作等。最大的一笔订单来自天津利中公司,应化所以远低于所需的费用为其建造了一座日产三万吨的硫酸厂,1933年6月开始投入设计,1934年建造完成。

  在前期办学基础上,1934年,张伯苓明确提出了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”的校训。“公”能化私,“能”则是培养为公服务之能力。南开一出生不久即到达顶峰,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开,就与北京的北大、清华,上海的复旦,一起被称为“北清复开”。彼时,天津民间有一种说法:“天津卫有三桩宝:永利、南开和《大公报》。”

  “知中国、服务中国”

  新中国成立后,南开大学由国家教育部直接领导,由天津市教育局辅助管理。在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中,南开大学实力最雄厚的工学院,包括化学工程系(含应化所)、电机工程系、机械工程系在内,整建制并入天津大学,南开由一所文、理、工、商齐备的综合性大学变为文理综合类高校,这在实质上削弱了南开的实力。基于院系调整,天津大学由原址天津西沽迁往七里台,即现在的老校区,南开校园的一部分也让给了天津大学,从此开启了与天大隔墙而居的时期。

  虽然化学工程系被分走,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南开的化学学科依然在全国是领军角色。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说,建国初期,国内农业虫害严重,农药研究领域却一片空白,而中国又是农业大国,因此,南开化学的研究就开始从1949年之前的无机化工转向以有机化学为基础的农药化学,“一直抓国家需求,南开的农药其实在中国是开山的地位”。

  从1957年起,除去其间的1970年~1978年,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杨石先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直至1981年。他也是继张伯苓之后,又一位对南开影响至深的人物。

  杨石先的第一名研究生、南开大学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、88岁的李正名回忆说,1956年,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召开,周恩来主持,杨石先出席了这次会议。与会者希望南开能承担国家研制有机农药的任务。周恩来说,“你先找几个人工作两三年,先不要向国家伸手要钱、要人。你们做了工作,国家自有安排”。杨石先接下了这一委托。他动员了自己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、当时已留学归国担任教授的陈天池和陈茹玉,三人每人带一个助手,开始攻关。

  1958年,在思源堂东面的几间小平房内,杨石先、陈茹玉等建立起了“敌百虫”“马拉硫磷”两个农药车间。“当时没有专用设备,仅有普通大瓷缸,还用木棍搅拌(来使反应产生)”,李正名说,就这样生产出了国内急需的杀虫剂产品,填补了中国的技术空白。这一年,包括李正名在内的南开化学系一批青年教师还连续工作40个日夜,帮天津市农药厂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有机磷杀虫剂“对硫磷”的合成工艺,并交付农药厂投入使用。

  在有机磷化学取得研究进展的基础上,1962年,南开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,下设7个研究室,包括农药研究室、有机磷研究室、有机氟研究室、有机硅研究室等。李正名被分配到有机磷研究室,由于实验手段落后,为了防止有机磷化学品中毒,研究人员就在实验室里挂起鸟笼作为监测,一旦小鸟发生异常就马上采取措施。1960年代,元素